来自 历史 / 文物考古 2019-10-07 02: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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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中国考古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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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的一个新的特点已经逐渐显露,并呈方兴未艾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的土地上主导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种趋势,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不断深化,此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走出国门的考古工作,已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优盈彩票登录 2 越南:跨出国门的首次尝试 2006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在越南共同发掘越南永福省永祥县的义立遗址并进行了资料的整理。此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进行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也是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发掘。 考古队共发发掘200 平方米,清理遗迹303 个,包括灰坑34 个、墓葬1 座以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柱洞或小坑268 个,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少量的玉器、石器。研究表明,义立遗址属于越南冯原文化偏早阶段。这次发掘对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迹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取向等具有重要意义。发掘成果已经发表在2016 年7 月出版的《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上。优盈彩票登录 3 蒙古国:十年的孜孜探索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的“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合作项目”去年已经实施了整整十年。十年来,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12 个省市的60 多个苏木进行了调查, 共计调查各类遗址150 多处,时代涵盖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突厥、回鹘、契丹、蒙元、清代等多个时期。 中蒙联合考古队的调查及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蒙古国的后杭爱省和布尔干省,考古调查总行程约23000 多公里,总发掘面积约12000 平方米。中蒙考古队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为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发掘匈奴墓葬、柔然墓葬、回鹘壁画墓、契丹墓、蒙元时期墓葬和清代兵营等遗址,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化等系列学术问题。 课题研究成果丰硕,共出版3 部考古报告。优盈彩票登录 4 柬埔寨:文物保护中的考古发掘 “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二期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中,结构加固、材料修复和考古研究是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人员成立了茶胶寺考古工作队,与柬方合作,在前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11 年至2014 年间,完成了包括北桥在内的8 个地点的清理发掘。 通过发掘,完成了茶胶寺庙山建筑、神道、散水、壕沟、南北池遗迹的详细调查和部分勘探;对庙山主体外围基础、北侧通道和壕沟、东南侧的南池、壕沟东东南段及神道南侧等区域先后四次发掘解剖,对茶胶寺的整体布局、兴废历史和建筑信息有了新的认识,为南池、神道、壕沟等有机组成部分的保护规划和修复设计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考古学依据;对南池及周边遗迹的发掘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或修正了法国学者对茶胶寺考古工作的一些认识和判断。 通过以发掘为主的考古研究,丰富了深入认识茶胶寺的新资料,推动了对茶胶寺建筑历史、寺院结构布局和建筑群遗址丰富内涵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茶胶寺在整个吴哥古迹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也为该寺庙遗址的整体修复设计提供了诸多较为翔实的考古依据,一定程度上深化甚至改变了之前的一些修复设计思路。 发掘成果业已于去年以《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考古报告》一书的形式出版。优盈彩票登录 5 肯尼亚: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迹 2010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签署了《中国和肯尼亚联合实施拉穆群岛考古项目实施合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承担其中的陆上考古部分和瓷器调研部分。在此基础上,2010~2013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先后四次派遣考古队赴肯尼亚马林迪地区,与肯尼亚考古队联合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和瓷器调研工作。 陆上考古工作以马林迪区域为中心展开,先后在5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达1753 平方米,是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掘。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是发掘的重点区域,三年间出土各类文物达20 多万件。二遗址各出土中国瓷片约500 件,可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几类,分别产自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其中以浙江龙泉青瓷和江西景德镇青花瓷为大宗,年代约在10~18 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在曼布鲁伊遗址先后出土景德镇永乐官窑青花瓷、明初龙泉官窑青瓷。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永乐通宝”铜钱一枚,这些遗物为郑和航海路线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综合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出土遗存情况可知,二遗址早在9 世纪就存在人类活动,此后分别相继在14 世纪初和15 世纪初达到了聚落发展的顶峰。马林迪对中国瓷器的输入存在两个明显的高峰。南宋至元代为输入高峰之一,以龙泉窑瓷器为代表;明中晚期为另一高峰,输入瓷器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代表。未来,计划对已有资料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深入探索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环印度洋地区的文化影响。优盈彩票登录 6 乌兹别克斯坦:连接丝绸之路的关键 位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地区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富有特色,与古代中国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有来自中国的两支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 2009 年至2011 年,西北大学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3 次调查工作。2013年,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开展考古工作。2014 年4~5 月,联合考古队对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古代游牧民族遗存开展了考古调查,确认并重点调查了萨扎干、兹纳克两处大型游牧聚落遗址,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墓葬、居住、道路等遗迹。这些发现极有可能为古代中亚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遗存,分布范围在撒马尔罕以南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和塔吉克斯坦的东南部。目前,考古队正在萨扎干遗址进行发掘。 2011 年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中亚东北部地区古代及中世纪早期时代东方文化交流考古研究”合作研究项目,计划用5 年时间,对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中亚东北部地区的古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是对安集延州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经过四年的持续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收获,对于明铁佩城址的时代、性质、演变等有了初步的认识,该城址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6 世纪前后,近长方形的平面形态,与中亚地区常见的圆形和不规则形的城市形态有很大的不同,显示出该城址独特的文化背景,也表明该城址是费尔干纳乃至中亚地区重要的遗址,在该地区古代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盈彩票登录 7优盈彩票登录, 印度:寻找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存 2014 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了《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 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此基础上, 2014 至2015 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三次派遣工作组赴印度喀拉拉邦,与印方考古队联合进行考古勘察、发掘与整理研究工作。 勘察工作,以印度西南沿海古代重要的城市、港口为目标,自特里凡特朗向北至科泽科德。在奎隆港口(KollamPort)采集出水文物万余件,发现大量中国文物,包括五百多件瓷器残片,以及一千三百多枚铜钱。瓷器残片可分为青瓷、青釉釉下褐色彩、褐色釉、白釉、黑釉、青白瓷等几类,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年代约在10 至14 世纪。铜钱根据铸文所示年代,自唐代至元代,最大量的钱币出自8 至13 世纪。由此推断,今天的奎隆港口极可能原址沿用了唐宋元时期印度西南海岸一处重要远洋港口。 考古发掘工作集中在位于柯钦市东北的帕特南遗址(Pattanam Site)。该遗址是一处位于回水河畔的大型古代聚落,其第三期文化层出土16~20 世纪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中国瓷器主要产自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瓷器、漳州窑产品为最多。综上判断,晚唐至清代,印度西南沿海的远洋港口位置可能发生过迁移,同时而这一地区既是欧亚海上贸易的目的地,也是重要的货物转运地。 未来,双方计划在奎隆港口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田野发掘工作,希望能对港口及周边遗址的年代、布局和性质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优盈彩票登录 8 洪都拉斯:审视另一个伟大文明 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并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8月工作正式开展,作为一直在华夏大地上耕耘的中国考古学者,第一次挖开了另一个伟大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的土地。 科潘(繁荣期约为公元5 至8世纪)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该遗址包括核心神庙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两大部分,面积约2 平方公里,保存有高大的金字塔式庙宇、墓葬、王宫和贵族居址等重要遗迹,出土有大量代表玛雅文明最高水平的雕刻、艺术品和文字,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考古队对编号为8N-11 的面积约4000 平方米的贵族庭院进行发掘。至2015 年12 月,完成对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的发掘,发现重要雕刻和丰富遗物,确认其为举行仪式活动的重要建筑。2016 年1 月,对北侧东、西两边建筑进行清理,发现精致陶器和黑曜石器等遗物。2016 年4 月,开始对北侧中心建筑进行解剖,并同时开始了对西侧北部建筑的正式发掘。 发掘出土了精美雕刻,包括与中国龙首酷似的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象征太阳的十字花图案,抽象的蜈蚣头部图案,还有鸟爪,水滴、海贝图案等。对8N-11 的细致解剖使得学者对整个贵族庭院的发展演变脉络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科潘王国的兴衰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优盈彩票登录 9 孟加拉国:揭开佛国的面纱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是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的出生地。1038 年,阿底峡应藏王的邀请来到西藏,从事传教、著述、译经活动,奠定了藏传佛教后弘期显密双修以及严格的修习次第,阿底峡在西藏创立的噶丹派影响深远,是现行达赖、班禅系统格鲁派黄教的源头。由于这个特殊的因缘,主持这个项目的Agrashar Vikrampur 基金会通过孟加拉国外交部,向中国驻孟大使馆提出了中孟联合发掘的意向,希望得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 2014 年12 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Oitihya Onneswan 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的Nateshwar发掘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746平方米,取得显著的成果。 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遗迹种类丰富,包括寺庙、“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佛塔、道路、排水设施、灰坑、柱洞以及某些功能暂不清楚的砖墙。发现的“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它的精神本质,即为金刚乘中的曼陀罗,这是金刚乘对于世界结构的想像,具体化为寺院建筑的形式。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序列填补了孟加拉国这一阶段陶器研究的空白。(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2日5版)

  李新伟在科潘遗址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科潘被称作玛雅世界中的雅典,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科潘遗址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但对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主场’,他们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研究制高点、垄断文明研究话语权,而中国却对玛雅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甚少,尤其缺乏依据考古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基础研究。”李新伟说,我们主动走出去,将极大地改变这些状况。“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考古大国,我们不满足于只作为局外人旁观国际舞台,也渴望成为世界考古强国、文化强国。”

 

  凭借务实态度和责任感,“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走出国门的中国考古队,没让国内外的关注者们失望,一连串惊喜随之而来。

 

  2010年到2013年间,北大考古队先后4次对肯尼亚的5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还对以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三次调研。

 

  “在曼布鲁伊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御用官器瓷片。这两种官窑瓷器的年代与郑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了郑和曾到访非洲的事实,极大地推进了关于郑和航海壮举的研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带队去肯尼亚考古,他说:“陶瓷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但让中国学者在外销瓷研究、世界贸易史、航海史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使世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强大的商业生命力和影响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14年5月,王建新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山前地带开展的春季考古调查工作结束,一天上午,王建新在撒马尔罕市内的考古研究所遇到了国际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托蒂,托蒂带领的团队当时已在撒马尔罕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5年了。

 

  “听说我们也在这里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他很瞧不起我们,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调查了15年了,你们还调查什么?你们会调查吗?’当天下午,我们在考古研究所汇报了我们本季度调查工作的主要收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了汇报会。当托蒂了解到我们在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指导下,在他们已调查过的区域内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其中包括大型聚落遗址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立即想要与我们谈合作。”王建新感慨,通过务实努力,我们在古代游牧考古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才能得到外国考古学大腕的尊敬。

 

  科潘遗址发掘也不乏让哈佛大学的专家们眼前一亮的惊喜出现。“玛雅人相信万物都有生有灭,建筑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到一个时期,就会把之前的建筑推倒,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新建筑。于是累积起来,不同时期的建筑最终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李新伟说,中国考古队在发掘时通过“解剖”,发现了至少三个时期的建筑,这为了解科潘王国的发展演变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考古队对居址东部进行了发掘,但他们并没有对居址进行深入解剖,我们算是填补了他们工作的一个空白。”

 

  王建新团队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很多探方挖掘后甚至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许多国家的考古队来到这里,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始终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负责任的考古态度。我们不仅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还进行了实地保护,有的建了展示大厅,将来将建起小型的遗址博物馆。”中国考古队的这些“靠谱”行为,受到了普遍赞誉。

 

  尊重、关心和维护他国的文化遗产,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我国西北地区曾一度是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乐园,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无力保护,现在终于有实力、有心胸去了解和认知其它世界主要文明,这让考古专家们自豪和振奋。

 

  “在科潘的整个工作过程比预想的都要顺利!比如,我们担心当地政府可能并不是非常支持,而西方权威学者也不一定能真心相信和帮助我们。实际开展工作之后,感受最大的就是来自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哈佛大学学者们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帮助。”李新伟感叹,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大家相信中国能做好一切事情。”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境外考古是我们深入了解和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是意义不仅如此,由于考古工作可以遍及城市、农村、山地、草原、沙漠等各种区域的工作方式,境外考古还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作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现状。”王建新指出,欧美、日韩各国纷纷将海外考古工作列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项目的持续开展,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加深了他们对这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秦大树也举了个例子,“肯尼亚陆上考古成就令当地学者和民众为之兴奋,他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感到骄傲,也为找到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感到高兴——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比英国学者之前认定的14世纪向前推进了四五个世纪;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9世纪,表明早在晚唐时期,中国商品就已经抵达这一地区;发掘出的永乐官窑瓷器,基本确定了郑和到访非洲的事实。”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现在我国的境外考古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采访中,专家纷纷表示,目前我们对其他国家文明的知识储备、专业研究、人才培养都还不够充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还欠缺,要想进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争取世界文明研究话语权,依旧任重道远。

 

  王建新展望,预计经过10年至20年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可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考古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取得话语权,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研究的主导权。“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世界考古学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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