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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进展及学术意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局  发掘领队:孙周勇   

发布时间: 2015/6/16 0:02:58 被阅览数: 次 本报讯昨日,记者从正在神木县石峁遗址进行挖掘的省考古部门了解到,石峁遗址新近发现的祭坛发掘考古工作已经正式启动。据悉,该祭坛遗址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为4000多年前人类用来祭祀的地方。 据介绍,神木石峁遗址新发现的这一处祭坛遗址,考古人员还在遗址里面发现一些玉器和陶器的碎片。经过考古人员抢救性挖掘后,发现了长约10米,宽约1.4米的三面石墙。“这三面石墙围成了一个方形区域,这个区域是祭坛的核心区域,也是这个考古发掘的重点区域。”考古专家说。据石峁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介绍,现场出土的部分陶片虽然很小,但是它有力地证明了正在发掘的这个祭坛遗址,其年代和石峁整体的年代是相同的,所以说石峁遗址从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直沿用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有这两重证据做支持的。 考古专家说:“根据祭坛在石峁遗址的方位以及与外城的距离,判断这是4000多年前人类用来祭祀的地方。祭祀对于史前时期的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会将精美的玉器和贡品献祭给他们崇拜的神灵和祖先,祈祷部族的平安。”据了解,在史前时期,祭祀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人们通常会把许多精美的玉器和丰富的贡品献给神灵和祖先。 据了解,石峁遗址是距今4000多年以前,总面积达到430万平方米。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组成,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据不完全统计石峁遗址历年来出土的玉器,数量在4000件左右。这些玉器因为质料精良,工艺复杂,特征显见,被学界命名为“石峁玉器”。石峁遗址在1976年被发现,以“中国文明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认为是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史前最大规模的城址。 来源:西安晚报 编辑:秋痕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石峁遗址东城门的位置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翌年扩大发掘,整体揭露出东城门,从而确认了石峁是一座始建于新石器时代末的巨大古城。由于这一发现,石峁遗址在中国史前文明形成总进程中的重要性被第一次揭示出来。石峁也就立即成为学术界众目所望的热点。在此后几年时间里,围绕石峁古城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我看来,这些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厘清了城址年代和分期,其文化面貌可以分三期,年代跨度约在2300B.C~1800B.C左右。也发现城址的始建、使用和扩建再到废弃和文化面貌的分期有一定的契合关系。 2.经过全面仔细的踏查、钻探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已经对石峁城址的形制,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的三重结构有了整体的把握,对外城东城门的结构及城墙的建筑技术和特点有了深入了解,还获得了有关城址内部的聚落布局若干初步的但至关重要的线索。尤其是新近辨认出来的一条从皇城台下连接四、五百米远的麻黄石台的大道,大道两旁及麻黄石台上石堆遍布,再结合皇城台上大型夯土基址、水池等一系列高等级建筑的情况,意味着这一线是石峁城址内最为重要建筑区,也即城址的“中轴”。而在游离于这片核心区之外的后阳湾、呼家洼等若干地点发现的墓地、房子等,以及在石峁城外发现的望哨遗迹等,也初步显示出了石峁聚落格局的复杂样态。 3.石峁城址以其恢宏的气势直观地显示着公元前2000多年当地文化、社会的发展高度。不仅如此,考古发现的人头骨坑、大型墓葬、大型建筑等,进一步揭示出石峁社会组织的社会分化状况。因此,有关石峁社会发展程度、性质等问题的探讨,正在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4.我们欣喜地注意到,为了进一步揭示石峁的社会生活状况,一个缜密的综合研究计划业已形成,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和诸多研究者、研究机构通过不同方式参加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正在石峁考古研究中全面开展,并且已经在遗址的古代环境复原、资源、农业生计内容、居民族群和社会结构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 5.石峁并非孤立的存在。为此,石峁的考古工作者在遗址本身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在秃尾河流域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又对寨峁梁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结合上个世纪80年代内蒙古岱海、大青山南麓和晋中地区的考古发现,十多年前在陕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得,学术界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区史前文化的滥觞到繁荣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聚落群结构的变迁。在对这个宏观进程把握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触及到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河套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的独特地位的重要问题,开始思考当地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具体方式、特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我注意到,这个地区内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区的大小各异,在小型聚落里,也许只是众多窑洞簇拥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这种情况似乎意味着聚落的建造依据了统一的设计蓝图,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其背后,应当有其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更深刻的原因。但这种贯彻在大小聚落中的一致性,至今在其他文明区内尚未发现。 6.通过对石峁城址的形制、墓葬形制、出土的铜器、玉器、陶器等文化遗存的面貌分析,使我们了解到,河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相邻地区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学术界早已注意到这个地区和西南方向的齐家文化之间存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学术界近年来对冶铜技术的东传过程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提出北方草原地带很可能是其重要的东传路线,因此,以石峁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和北方草原文化之间应当存在文化交流,就成为合情合理的推测。第三,河套地区曾经对关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带来过强烈影响,而不是相反,则是学术界最近得出的另一项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很长时间里,有关中原、关中地区和河套地区的文化关系上,学界一般将后者视作被动的方面,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也始终受到相对忽视。但石峁古城所显示的龙山时代北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所以,石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所蕴含的重大学术意义也促成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的“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立项。其实,这项研究还涉及到一个更长久的历史过程,即直到秦帝国建立之前,华夏集团和羌、狄、戎、胡等北方民族的反复折冲就是在这一舞台上展开的。龙山时代,可谓是这个长达两千年历史过程的开端。 当然,与各项考古学研究开展的同时,围绕遗址的保护规划制订和各种保护工程也正在加紧展开。 以上所举围绕石峁遗址展开的研究仅仅是我关注到的那些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我认为这几项研究既为根本,也代表了这一宏大课题今后展开的方向。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成果之大部分是在最近短短5、6年时间内取得的。所以,我们在享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对石峁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和所有参与其研究的学术团体、个人表示崇高敬意。(本文为作者在“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23日第3版)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遗址所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区,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并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石峁遗址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文化面貌、玉器与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因而其遗址范围、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一直聚讼不休。


  
    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现将主要收获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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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调查:规模宏大的石城聚落  

 
    2012年度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这一砌石高台地的称呼,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米。目前保存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总长度约200米,高3~7米。

    “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系堑山砌筑的护坡墙体。据称,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7级石墙,本次调查发现部分墙体多有3~5级结构。  

 
优盈彩票登录,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石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磨平整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本次调查发现了城墙越沟现象,在内、外城城墙上均发现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的迹象,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的加宽石墙。上述迹象首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也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面积推算,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的建筑。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及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性,依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建技术先进  

 
    2012年5~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我们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见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石峁外城东门址门道内上、下地面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40厘米的混杂土层,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30厘米的黑褐色硬土,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均修建于在该层之上,且石墙主体基槽亦掏挖其上。因此,该层为外城东门修建时的地基铺垫层。地层关系表明,石峁外城东门上、下两层地面可将城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代表了修建及再建两大主要使用时期。东门址上、下两层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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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城址外城东门正射影像(上为东)

  

    “外瓮城”平面呈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但与门道入口处的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两端留有通道。外瓮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外瓮城石墙废弃之后进行过重建,并在其东南角处新建了一座石砌方形房址。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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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铲出土(照壁墙北端)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界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长方形,外边以石块包砌,墩台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在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外围还有一层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暂名“护墙”)。护墙之下有一道宽1.2~1.5米与墙体走向一致的石块平砌长方形平面,形似“散水”。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以门道对应。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又增修一道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坍塌墩台西侧砌筑了一些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F7平面呈方形,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80、高约60厘米,门道向西,室外平铺石板,形成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F7内出土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

    外城城墙与墩台两端接缝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米。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城址内地层关系,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属于夏时期修补遗迹。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   

    学术意义及初步认识   

    2012年度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清理出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了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当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王炜林、孙周勇、邵晶、杨利平、胡珂、邵安定、康宁武、项世荣、屈凤鸣、周健、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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