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历史 / 中国史 2019-10-08 11:42 的文章
当前位置: 优盈彩票 > 历史 / 中国史 > 正文

【优盈彩票】幕僚与晚清外交


时间:2007-3-9 17:22:38 来源:不详

周作人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左宗棠虽然考中了举人,但三次会试均名落孙山,遂绝意进取,不再为功名而辛劳。刚开始他无意走上述“叉路”,“拟长为农夫没世”。然其时清朝国势陵夷,内忧外患严重,亟需振衰起弊之才,而天下却有乏才之叹,因此,以经世之学名声在外的他,岂能没齿陇亩之中!许多地方大员纷纷,伸出橄榄枝,欲揽其入幕。最早的是贵州巡抚贺长龄,其后云贵总督林则徐钦差大臣李星沅、湖广总督程裔采也都驰书相邀,可他均漠然不愿,毕竟作幕寄人篱下,仰他人鼻息,有违其卓荦不羁的个性。

也许,在你的记忆中,意大利在二战中颜面尽失,成为历史的笑料,然而也许你并不曾知道,在晚清,中国国势最衰弱的时候,意大利也没有占到便宜,甚至受到了“罕见的侮辱”。

幕僚是活跃于清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层。道咸以降,地方督抚的权力日渐膨胀,幕府和幕僚空前发展。幕僚开始在晚清内轻外重*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拟对幕僚在晚清外交事务中的活动与地位作一探讨,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幕僚对晚清政局变动的作用与影响。

就在此时,太平军进攻湖南,形势十分危急,刚刚调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急需帮手,因从胡林翼处得知左宗棠“才品超冠等伦”,遂连续多次“专弁赍函礼往聘”,但均遭左“复书辞谢”。不得已,他只好请胡林翼、江忠源分别写信敦劝,责以大义。胡林翼为劝左宗棠出山,苦口婆心,费尽心机。他从贵州致书左宗棠,从两家世交说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间用激将法,软硬兼施,写得张弛有度,情真意切;江忠源则“自长沙以书劝其速行”。与此同时,左宗棠身边的二哥左宗植及郭嵩焘兄弟等好友也极力劝说:一方面对“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另一方面家乡危在旦夕,应以桑梓为重,承担卫护的使命。应该说桑梓之重打动了他,他决定出山应聘,由此开始其八年的佐幕生涯。他先后两次入幕,分别辅佐前后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

目光投向东方

作为瓜分中国的列强之一,意大利的起步实在是太晚了。1860年意大利完成统一,开始将目光投向非洲,梦想再次征服北非,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荣光。统一后的意大利重振曾经辉煌的造船行业,在北部的米兰等地发展起轻重工业,建立地理研究所、殖民研究所,准备在欧洲列强划分世界的尾声再分一杯羹。他们的目标是埃塞俄比亚,这个东非高原上的国家,准备将穷苦的意大利农民迁移到这里改善生活。

然而天不遂人愿,正所谓“意大利人的胃口很好,然而却满口坏牙”。1896年,大陆东部的清帝国刚刚结束惨痛的甲午战争,意大利也在埃塞俄比亚栽了跟头。意大利殖民军17000人在埃塞俄比亚当地向导的诱骗下中了埋伏,被原始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消灭了7000人,史称阿杜瓦战役。虽然这7000人中有不少是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殖民地的雇佣军,不过这个数字仍然超过了意大利统一战争的损失。经此一役,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征服计划宣告破产,舆论哗然,国际威望大跌。面对已经几乎被瓜分干净的非洲大陆,而仅存的独立地区又无法征服,意大利人的兴趣开始投向东方——清帝国,那个还没有醒来的亚洲睡狮。

描绘阿杜瓦战役的画作。尽管意大利装备精良,但损失惨重,甚至向埃塞俄比亚赔款

在早期的对外关系中,清王朝向以宗主国自居,所谓外交完全是按宗藩关系来处理的边务外交。与此相应管理对外事务的机构主要是礼部、理藩院和设在广州的粤海关。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盲目排外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从五口通商到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再到驻外使馆、使节的设置、派遣以及后来外务部的设立,晚清外交经历了一个从边务夷务到洋务媚外的近代化历程。

优盈彩票 1

可有可无的意中关系

意大利在1866年曾派代表团入北京,与清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清政府允许意大利公使驻京。当然,意公使驻京不过是清廷“以夷制夷”概念的又一次扩展,并非是对意大利的尊重。意大利人向清政府吹嘘自己是古罗马帝国,也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大秦的继承者,全世界的宗教中心罗马也在意大利之内,不过清政府对这些言辞并不感冒。

在这一阶段,意大利的殖民目光仍然停留在非洲,除了传教士,很少有私人或者企业对东方的事物感兴趣。意大利曾提议勘测一条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意大利本土的航线,然而双方对这一事务并不热心。与他们的前辈不一样,意大利无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感兴趣,而意大利驻华领事的报告在国内也无法激起波澜,意中关系似乎是可有可无。

优盈彩票,然而,经过阿杜瓦战役,在埃塞俄比亚栽了跟头的意大利准备在东方找回颜面。正好北方意大利的丝绸产品在欧洲颇有市场,然而为了丝绸,意大利每年要进口两万团生丝。后起的信贷银行,冶金公司也准备在东方投资。1897年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清政府竟然没有抵抗,这一举动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政府,他们认为意大利也可以像德意志帝国一样在华肆无忌惮的攫取利益,东方之行已经刻不容缓。

德国借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直接刺激了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传教士也遍布华北,意大利政府却没有得到任何便宜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意大利政府派出巡洋舰“马可·波罗”号勘察中国东南沿海,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租借地和泊位。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在浙江的勘察,主要是因为这里离列强的势力范围较远,并且初步选定了台州和三门湾,希望借此进行生丝进口。然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拒绝为生丝办理火灾保险,这使得出口生丝风险成本极高。其实中国是担心生丝出口会让丝绸销量下降,并非是针对意大利。然而意大利对中国政府反应实在过激,认为这是对刚刚在非洲失败的意大利的一次侮辱。本来趾高气昂来到中国海域,却被“东方睡狮”拒之门外,意大利急于挽回面子,以拯救自己摇摇欲坠的国际声望。

对于清王朝来说,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来处理近代外交事务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因此从林则徐受命赴广东禁烟,进行中外交涉起,就招募了一批熟悉外情、外事与掌握西方语言的幕僚为翻译,搜集西方情报,运筹外交斗争的策略方针。此后随着沿海、沿江及沿边各通商口岸的开放,清政府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大臣及分布全国各地的海关道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外交机构体系,同时各省督抚衙门中也相继设立了夷务局、招商局、交涉局、洋务公所、洋务局等涉外机构,聘请熟悉洋务外交的人才专门负责处理对外交往与交涉事务。这些洋务幕僚的结构性质及其在中外交往中的地位作用,随着晚清外交体制的演变发展,在不同的时

左宗棠

三门湾计划

1898年,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蒂诺乘“马可·波罗”号抵达北京后,即开始着手准备在东南沿海索取殖民地,然而戊戌变法的开始使得这位公使沉寂了下来,开始静观其变。在这一阶段马蒂诺选定了三个“理想的殖民地”——宁波、三沙、三门湾。马蒂诺在北京的意大利使馆中并无作为,也不与他国公使来往,以至于对仇洋势力掌控了朝廷毫无所知。这一年年底意大利当局决定选择三门湾作为意大利在华殖民的桥头堡。

三门湾位于浙江三门县,象山县之间。意大利希望借三门湾为跳板入主浙江乃至东南沿海

作为后来者,显然要尊重一下先到的人的态度。意大利为了攫取三门湾,开始遍访欧美列强以求支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得知意大利的企图后大怒,认为现在正是瓜分中国的时机,意大利作为外来户横插一杠子显然破坏了列强在华的均势。然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却比较乐观,意大利没有实力向清廷提要求,也不会影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面子上支持一下也无妨。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显然窦纳乐并不了解中国事务,但是曾经担任驻开罗大使的经历使他更倾向于支持列强划分中国

法国虽然也很不满意大利的加入,但是自己正在寻求租界广州湾,也没有过多的干预。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美国人没有表态,相反在华利益颇多的俄国公然反对意大利。由于日本正在窥视厦门,也没有对意大利的行为表示反对。只有德国人劝说罗马当局放弃这种换不来任何利益的要求。

问清态度,遍寻列强支持之后,1899年意大利决定对中国索要三门湾。索要条款包括:意大利租借三门湾25-50年并拥有特权,条款参照《中德胶州湾协定》,同时获得三门到鄱阳湖的铁路修筑权。为表决心,三条意大利战舰驶进中国海域示威。马蒂诺起草照会,递交总理衙门,憧憬着自己会和德国一样,拥有一个自己的殖民地。然而,清政府做出了一个让谁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1][2][3][4][5][6][7][8][9][10]下一页

《清稗类钞》中有“名臣起家幕僚”一条,言“当代名臣多由辟幕起家,百文敏公龄督两江,林文忠公则徐、陈芝楣中丞銮为幕僚,文敏均许以封疆才,后果不谬”。有学者认为左宗棠不愿进入官场而退处于幕,即希望以幕友起家。其实不然,首先,左宗棠根本无意出山作幕,是多方催促、劝说的结果。其次,左宗棠“看不起老幕”,不愿做幕友那种日常的琐碎事务性工作。他入幕以后,独揽“军谋一切”,从事的是一种全新的幕府事务,为以往幕友所无。并且他“具细一切,皆一手办之”,不计“成败利钝,与己之堪此与否”,以致于胡林翼劝他要聘请幕友帮忙:“闻先生终日劳神案牍,竟无片刻之暇。窃谓宜再延一精晓例案之刑名幕友,专管咨题文案,而先生专管例外之奏折及例案外之文批,则精力有余,智慧更大,谋画更镇定而有余。”就此而言,左宗棠在幕府中的身份不是幕友,充当的是前所未有的新角色。对于这个新角色,左宗棠无以名之,称为“介于不绅不幕之间”。那么如何扮演这个新角色,在清朝并无先例可循,左宗棠索性按自己的理解去做,“在所不计”,不“多作一想,多起一念”。当然,他知道自己不管不顾,率性而为,为世人所侧目,早晚会遭构陷,“自拟必有到刑部对簿之时”。

清廷对意大利“罕见的侮辱”

清政府在面对马蒂诺递交的照会,不仅对意大利的要求当面一口回绝,而且违反外交惯例,照会没有拆封,原封不动退还意大利。马蒂诺在给罗马的信中愤怒的提到:中国政府将照会没有拆阅就当面退还,是看不起意大利,要给意大利当面羞辱。清政府在写给窦纳乐的信中提到总理衙门没有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是觉得不用理论,这是浪费笔墨的行为,因而原件退还。在外交上,照会未拆阅便退还他国很少见,更何况没有拆启信件的国家是清帝国,而遭到这一不公平待遇的是“欧洲列强之一”的意大利。原封不动的退还照会,说明清政府认为租借三门湾这件事连谈判的余地都没有。更有甚者,总理衙门对上门讨要说法的英使窦纳乐说,照会的退回是对意中关系的爱护,并非故意羞辱。这种言辞使得意大利在中意关系中似乎处于弱势的一方。愤怒的马蒂诺要求意大利政府对中国“动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1862年由恭亲王奕䜣一手创办 ,主持外交、通商等事务

1899年3月10日,马蒂诺傲慢的向总理衙门递交了最后通牒,声称四日内不接受意大利要求,意大利兵舰将起锚直取三门湾。然而,这一天,意大利当局发出了两份电报。第一份要求马蒂诺递交最后通牒,第二份电报要求暂时搁置最后通牒事务。混乱的意大利使馆搞错了电报顺序,将两份电报颠倒了,以至于马蒂诺以为递交最后通牒是最终电报。此事一出,全球舆论哗然。欧洲列强因为后来者意大利没有事先询问“老大哥们”的意见而不满,从而不支持意大利政府,同时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意大利也不敢想象马蒂诺居然对中国递交了最后通牒。万分窘迫下,马蒂诺被勒令收回最后通牒回国述职。前几日傲慢地递交了最后通牒的马蒂诺无奈又将其收了回来。

果然不出其所料,在时人眼里,他只是一名幕友而已。幕友是有制度约束的:“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一、官员纵容幕宾出署结交者,照纵容亲友招摇例革职;二、督抚藩臬接用旧任幕友,令其始终踞一衙门者,照纵容幕友例议处;三、督抚于幕友,务宜关防扃钥,不得任其出署往来交结,若不遵功令致被参劾,或因事败露,将纵容之督抚治罪。”而照此衡量,左宗棠不仅身历前后两任湖南巡抚幕府,“始终踞一衙门”,而且“出署结交”,与曾国藩、江忠源、王錱等湘军将帅来往密切,更严重的是两任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拱手而已”,所以“谤议亦自此起”。咸丰五年就有人“造作谣言,多方诋诽”,七年又有奏称“省垣有幕友当权、捐班用命之谣”,到九年“不意其因樊燮而牵及耳”,群相“傅会以求报其怨”。至此,左宗棠不得不决计出幕北行,“以俟谤焰之息,再徐图之”。不仅仅是时人,就是后世研究者也认为左宗棠以幕友干政如此,“足以陷于罪罟”。如著名史学家孟森认为张亮基、骆秉章两幕主画诺,任由左宗棠在幕中坐啸,“若依功令,则主宾皆宜得罪”;尤其是左宗棠,“苟一据以指摘,则劣幕把持之说,固无不构成罪状”,他被樊燮讦控即系咎由自取,若非诸大帅极力援救,或“率为中饱者所持”。

再次侮辱

马蒂诺的愚蠢使得意大利政坛为之混乱,人们难以想象中国政府为何如此公开、如此残酷地羞辱意大利政府。意大利政府也难以回答这一问题,因而坚持要在中国要回面子。1899年5月,新任驻华公使萨瓦戈带了四艘兵舰赴华就任,不仅要收拾马蒂诺的烂摊子,也肩负着收回意大利脸面的重任。

萨瓦戈的舰队抵达上海后故意赖着不走,借此示威清政府,逼迫总理衙门重开谈判。然而直到这一年6月,清廷也没有理睬萨瓦戈,反倒是意大利外交大臣勒令萨瓦戈上京就任,萨瓦戈不仅没有挣回面子,反而尴尬地北上赴任。

萨瓦戈雄心勃勃,意图索取三门湾。然而6月底,萨瓦戈收到罗马的电报——政府已经放弃远东的殖民活动,只要租一个海军加煤站要回面子即可。同时罗马还声称现在准备通过战争挽回面子需要准备两个月,而且贫苦的意大利人民也拿不出这笔钱,对华动武基本告吹。萨瓦戈不死心,准备索取铁路修筑权,总理衙门明确告诉意大利公使——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三门湾不行,小岛不行,铁路不行,那么加煤站呢?

1899年整个夏天,萨瓦戈都在争取一个加煤站,意图挽回面子,然而清政府没有给萨瓦戈这个机会——不行。中国的照会中表示,中国不理解意大利为什么要一个加煤站,因为意大利海军和商业利益不足以提出这种要求。失去西方列强的支持,也没有挽回自己的面子,意大利的国际声誉在对埃塞俄比亚动武而一落千丈后,又在中国没有动武便再次跌入谷底。中国地面上甚至传出谣言,说马可·波罗号巡洋舰是意大利租来的。

其实左宗棠并不是幕友,他扮演的就是咸丰以降大行其道的幕僚的角色。幕僚与幕友往往被混为一谈,实际差别很大。嘉庆时人陈文述说:“古有幕僚,今惟幕友。”可见两者是不同的,并且在清代前中期只有幕友,并无古已有之的幕僚。古已有之的幕僚在晚清再现即从左宗棠开始,具体表现为:第一,左宗棠自言“应当事之聘”,出山入幕,但从不自认幕友,如前文所述,他自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第二,幕友必须专门拜师学习,时称学幕,所从事的幕席主要是刑名、钱粮等。左宗棠没有学过幕,在幕府中也不担任上述幕席,而是负责兵事,掌握军事大权,对外发号施令。第三,根据清朝的制度规定,幕友不得在本地作幕,也不能保举议叙。而左宗棠不仅在本省作幕,还屡次叙功升迁。咸丰三年正月因防守湖南有功,他经保举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四月平征义堂有功,以同知直隶州选用;六年正月,因接济军饷功,以兵部郎中用。第四,上文已提及据清代功令幕友禁止任意出入官署,交结其他地方官员,左宗棠则“指画兵事饷事,自曾文正、胡文忠二公以至湘中一切名将帅,无不直接相商”,“如功令所谓督抚于幕友应关防扃钥,不与外人交结,其相距真不可道里计矣”。可见,左宗棠不仅打破清朝对幕友制度的规定,而且无论从业幕的资格和要求,还是幕中的作为和表现来看,都不是幕友,而是幕僚。他可谓晚清幕僚第一人。“第一人”有两层意思:其一,他先声夺人,是晚清第一个幕僚;其二,晚清起家幕僚的名臣很多,他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的一位。

强横的清廷

一向软弱的清政府这一次怎么会如此刚硬?首先,清政府是知道意大利底细的。

早在几年前清政府驻英大臣薛福成就上书朝廷,意大利国小民贫、不足为惧。又由于意大利来华索取利益只是和英国商量,孤立了法国,所以法国极度痛恨意大利,法国甚至私下里向中国透露意大利的底细和筹码。

其次,戊戌政变之后,朝廷由仇洋势力把持,马蒂诺递交最后通牒后清廷甚至没有辩论便开始备战。当萨瓦戈停留在上海时,朝廷密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浙江巡抚刘树堂整饬军备,以防意大利来犯。当萨瓦戈北上赴任时,盛宣怀发现意大利电报频繁,恐有行动,清政府恃北洋海军,但由于实力悬殊太大指示海军不得擅自出战。同时电令直隶总督裕禄备战,密令袁世凯率领新军向山东沿海运动。1899年底,刘坤一在长江口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军演,意大利仍无动作,朝廷上下皆认为“意大利不足惧”。刘树堂甚至上奏清廷:

臣以大势计之,窃以为意大利不足虑也......国小民贫,难凑战费一也;运一兵来华约费华银二百余元,难以动大众二也;自拿波利起至中国二万余里俱无该国埠头,煤水皆仰给于人三也;一兵、一卒皆须运自本国,非若英兵可拨由印度,法兵可出自安南四也......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诚然,打仗意大利没什么资本,自索马里以东,意大利没有一块殖民地,运输给养要仰仗并不支持他的英法,这还怎么打?意大利在非洲丢了脸,企图在亚洲拾起来,没想到不仅没有拾起来,反而深陷泥潭,越来越难堪。这在西方殖民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那为什么是左宗棠,而不是其他人创开晚清幕僚先声呢?首先,他治学注重经世。在大多数读书人埋首于钻研八股试帖时,他“在潜心研究着惊世骇俗的学问”,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分别是地学、农学以及漕河盐诸大政。这些惊世骇俗的学问一方面令他学识超群,不同凡响,名声在外,另一方面均针对时弊,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尤其地学对军事很有用,凡此种种都为左宗棠的被招聘入幕创造条件。其次,与太平军进军湖南的时代背景有关。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长驱直入湖南,连克道州、郴州、永兴、醴陵等地,围攻长沙。“时承平久,文吏未见兵革”,长沙城内虽有“两钦差、两巡抚、四提、八镇”,但束手无策,“相与扼腕叹息而已”。而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具有军事理论和素养,是当时湖南大吏的急需人才,所以成为被再三招请的对象。第三,同亲朋好友的支持鼓励分不开。胡林翼是左宗棠的莫逆之交,利用各种时机不遗余力地荐举左宗棠,除了道光年间分别向陶澍、林则徐推荐外,于咸丰二年湖南局势危急时,又数次致书程裔采、张亮基推荐。当后者“发急足至山中延请”时,左宗棠“欲不出应”,好友江忠源“自长沙以书劝其速行”,二哥左宗植及郭嵩焘兄弟亦力劝“宜有以成其美”,他这才应聘入幕。第四,得到幕主的相知相信。左宗棠首位幕主是张亮基,两人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左“干以数策,立见施行”。后张亮基不仅“一以兵事任之”,而且“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左宗棠。第二位幕主是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两位幕主“委任之专如此,言听计从又如此”,令左宗棠感激奋发,尽心尽力,“以共相支此危局”。第五,左宗棠个性使然。他“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专断,事事要躬亲”,甚至凌驾于幕主之上。据称当时湖南人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因为其幕主的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尾声

清朝对意大利外交成功,乃至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当然这可能仅是马蒂诺和萨瓦戈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国际环境不支持意大利,而动武意大利有没有实力,想凭借古罗马帝国和教皇的谎话骗个租界出来还是太图样图森破了。国内财政乏力,政坛波云诡谲,在三门湾事件中意大利面临的主要是国内政治压力。三门湾事件失败后,内外交困的意大利内阁迅速倒台,新政府又没有向中国索要殖民地的要求,中国获得了甲午战争后一次虚假的胜利。

清政府在三门湾事件的成功,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过早的袭来,正如海关税务司赫德指出的——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接受了意大利的要求,那么列强就会一拥而上肢解她。同时,清政府也使得欧洲二流国家企图分一杯羹的想法打消。

当然,经过这一件事,意大利和清朝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在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意大利也出了几十口子人。不过经过这一件事,中意双方的交流也多了起来。意大利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出现学习中文的人;中国也要知己知彼,介绍加里波第等人的小册子开始流行。三门湾事件之后,萨瓦戈仍住北京,在庚子国变中提供了日记作为重要资料,对于研究克林德遇刺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朝廷仇洋势力地位的巩固。守旧的,仇洋的满洲贵族们发现“洋人不足惧”,甲午战争后被击碎的自信借着这次对意大利的虚假胜利又一次建立起来,朝廷大员们又一次盲目自大,而这一自大,在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举个不恰当的假设:也许,没有三门湾事件,就不会有仇洋势力的巩固,也不会有盲目自信,就不会一口气和全世界宣战了。

参考: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美】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本文首发于十五言,转载请联系作者

正因为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左宗棠在幕府中大有作为,名闻天下。于是,“中外交章论荐”。咸丰五年十二月,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以公居首。称公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次年正月,曾国藩“奏公接济军饷功,命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七月,胡林翼“复荐公将材”。因迭经中外大臣保奏,左宗棠引起咸丰皇帝的注意,有一次在召见郭嵩焘时,特地询问左宗棠的情况,嘱咐他劝左“一出办事方好”。后来左宗棠遭“谤陷”,时值南书房的潘祖荫上疏为其辩诬,疏中称“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一个举人出身的幕僚名动九重,早在圣明洞鉴中,一方面在清朝的历史上不多见,另一方面也表明左宗棠公然突破旧制,扩张事权,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和认可,所以说是他创开晚清幕僚先声。

嘉道时期,时艰益棘,而积习相沿,沉疴遍地,“浸至覆败相随属”,因此必须“刬去文法,不主故常”。陶澍率先破格,创立晚清幕府这种形式,但其幕府事务只能内由幕友策划指导,外仰赖于僚属的奔走效劳,不仅不方便,而且效率会打折扣,还不可持续,因为每做一事,都需要动员僚属,难以长期维系。在这种状况下,左宗棠对幕僚角色功能的演绎和诠释,无疑为该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有力地弥补不足,成为一个新的制度生长点。于是一种新的幕府形态——晚清幕府制度便正式得以形成。就此而言,左宗棠佐幕创新了晚清幕府制度安排,不啻为晚清幕府制度的设计者之一。

左宗棠曾因樊燮讦控事,被时人和后人视为劣幕,他自己也心灰意冷,以“八年戎幕坐啸”为耻。但如果从晚清幕府制度发展史的角度看,他实由于“破格而以一人执其咎”,可以说是为晚清幕府制度创新所作的必要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讲,别人的非议和他的自责,都值得商榷。上文所论,即为之正名。在一个社会中,敢于破例、改弦更张者往往易遭受忌恨和非难,左宗棠的幕僚生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幸,他得到多方帮助,不仅未受打击,反而得到重用,开辟了一条为官作宦的捷径。他的这一幕僚进路,被时人形象地概括为“由幕而官,起家军营”。从此,做幕僚、入军营盛行一时,蔚为风尚,在推动晚清幕府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锻造了大量人才,其中不乏名臣大僚,这是晚清一种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政治现象。

(本文摘编自李志茗著《晚清幕府:变动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优盈彩票 2

本文由优盈彩票发布于历史 / 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优盈彩票】幕僚与晚清外交

关键词: